1970年7月13日是我最难忘的日子，我们作为萍矿“三个一万七”（一万七千工人，一万七千家属和一万七千工读学生）的工读学生，初中未毕业便开始走向工作岗位。

开进班会时，班长说：“你们工读学生要注意，锡坑是个庙小妖风大、水浅王八多的地方，莫与那些牛鬼蛇神搞在一起。”为了证实刚才说的话，他大声喊道：“某某，站起来，向学生们交代！”我们都朝后看，只见一个中年男子，头勾勾的，站着一动不动。班长说：“这人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分子。他推桶子下绞车道，造成绞车道垮塌。”我心想，啊，原来工人阶级还这么复杂。其实，那个男子是因为违章操作酿成事故才受了批判。

第一天下井，我站在天眼子底下朝上望，只见5个层面，垂直高度50米一直到顶没有一点弯，一滴水下来要数秒钟，望着都头晕。工人们谈笑自若捋着绳子往上爬，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。我又感受到工人阶级确实伟大，这么艰巨的工程他们是怎样做成的？他们上上下下为什么如履平地？

我们也开始爬了。先将板耙插在灯带背后，然后将拖鞭绳子锁住木料，在绳结处钉个码钉，防止绳子脱落使木料滚下来撞伤人，然后踏着木梯捋着绳子往上爬……

初次接触社会，我对什么都感兴趣，甚至开始研究起工友来。王迪云是小组长、老党员，早年参加革命工作，有着不平凡的人生。周书斌40多岁，是从教育部下放来支援萍矿扫盲的大学生。陈家道30多岁，爱国华侨，是主动要求来生产一线锻炼的矿上经济师。老李原是国民党俘虏兵，后来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，最喜欢摆弄一块发黄的手表，时不时要拿出来显摆一下。“瞌睏”60多岁，是推车工，退休了不想闲着，便回来挣下井费和晚班津贴，但只要一坐下来就会打瞌睡，因此推车下坳时别人会搭在桶屁股后面坐顺风车，而他则一直跟着跑……

井下工作并不浪漫，巷道低矮，还有断梁折柱。我们每天像牛马一般弓着身子来来往往拖煤，40米拖距一班不少于70趟，转得脚转筋。我上晚班边拖煤边打瞌睡，在低矮地方不知避让，一头撞在担山上，撞得眼冒金星，气得在断梁上猛砸几拳，引来工友们大笑。一次干完活出班，我们来到井口时被班长拦住。班长说老李的表丢了，问我们谁捡了，还逐个摸我们的口袋，我们都感觉莫名其妙。班长带着我们都转回去帮老李寻一下，但进到里面有好几百米远，还要爬上山。大家翻遍了角角落落都没找到，有人问老李，表放在身上哪个部位。他说放在表袋里。我们怀疑是不是滑落进木脚眼里去了。于是大家又敲掉棚子拖煤逐步清理脚眼，弄了近一个小时，果然在最后一架棚的木脚眼里寻着了。老李捧着表激动不已，说：“这块表是美国人的，我在朝鲜战场上立了功获得这个奖励。真对不住大家，耽误了大家的休息时间。”